10月8日，中国人民银行于官网阐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、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，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，不预设汇率目标，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，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。
在这篇文章中，央行回顾了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整体表现，并就我国汇率制度的主要特征、经常账户顺差与汇率的关系、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次因素作出说明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问答形式整理了七大要点。
二是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，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。中国人民银行在特定情景下，如疫情突发或重大外部冲击时，会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，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，校正市场的“羊群效应”和非理性预期，尤其是非理性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，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。
三是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。2016年起，中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数据公布特殊标准（SDDS），以更高的国际标准发布国际收支及相关外汇数据，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。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组织倡议，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IMF报送外汇相关数据。
2010年以后，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，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，汇率弹性明显增强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，总体运行在6.04-7.35元的宽幅区间，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均在10%以上。
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。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。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，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，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，丰富、高素质、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，持续研发创新能力。
从中国情况看，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、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，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，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。另一方面，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。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，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。
从贸易渠道看，历史上，贸易渠道曾在汇率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。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，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，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/35下降至2025年的1/70，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。
从金融账户看，本世纪初以来，随着各国金融资产不断累积，金融资产估值变化和跨境资产配置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加大，外溢效应增强。2026年上半年，韩国在AI发展热潮中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长，但韩元却持续贬值，也主要受资本流动的影响；同期，日本经常账户顺差有所增长，但日元亦持续走弱。
从预期看，2025年有关国家发起关税摩擦，影响了市场预期，尽管同期中国保持较大规模经常账户顺差，但汇率依然承压。近期，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反复博弈，加剧市场不确定性，一旦出现局势升级的消息，便会引发国际油价上涨，并导致一些石油进口国货币贬值。
将IMF外部平衡评估（EBA）结果作为人民币低估依据，是曲解和误用。EBA是外部失衡分析工具，并非专门均衡汇率模型，含经常账户模型、实际有效汇率模型和外部可持续性方法三个模块。核心是经常账户模型，通过测算经常账户缺口倒推实际有效汇率偏离，隐含线性因果假设。三种方法结果差异大甚至相反，单一方法可信度不足。
近几十年来，全球主要顺差国不断轮换，主要逆差国始终不变，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矛盾有关。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较长时期实施债务和财政扩张，支持高消费和低储蓄，并由此形成长期贸易逆差。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国的财经约束和制造业竞争力，增大债务和国际收支风险。
部分国家贸易竞争力下降反映了自身的结构性困境。有的经济体能源成本长期高位运行，制造业成本高企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，监管政策僵化，创新与数字化投入不足，工业发展陷于路径依赖，削弱了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。
中长期政策承诺更有利于稳定预期。各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，作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，避免来回“翻烧饼”。试图在一到两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，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。例如，2025年的全球关税摩擦引发“抢进口”，加剧失衡并损害全球经济增长。
坚持内需主导，大力提振消费，扩大有效投资，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，做强国内大循环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。完善营商环境，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环境。
注重科技创新，促进生产率提升。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，着力提高居民和家庭可支配收入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。
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在全球制造大国基础上加快成为全球需求核心市场，以中国大市场为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。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，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。
（作者：唐婧 编辑：方海平,张俨）
21金融圈工作室记者，重点报道银行、外汇和衍生品领域。欢迎沟通、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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